【院校专线】陈洪绶画中器物及其涵义


本文选自《书画世界》杂志2016年9月号
文/王晓丽内容提要:陈洪绶(1599—1652)是晚明杰出的画家,其在人物画方面取得了极高成就。本文概括其画中器物主要特点,通过比较分析和人物画研究,深入探讨其画中器物与其绘画间的关系。透过器物及其所展现出的细节,呈现并还原其孤洁之品格,古雅之意趣和广博的精神境界,及经由器物传承的文化艺术传统。最终探求出陈洪绶在运用器物为表现语言进行绘画创作,以器物烘托画中人物,营造意境方面的建树。关键词:陈洪绶;绘画;器物
图1  高隐图卷·首段就已有对陈洪绶的研究文献而言,专门论述和评析陈洪绶的画中器物,以及论述如何运用器物所蕴涵的深层涵义烘托人物和意境的学术论文迄今为止凤毛麟角。本文采用实物与原画相对照的方式,力求详实、直观地呈现陈洪绶画中器物的历史渊源,尝试较为深入地探讨陈洪绶画中器物的内在涵义,并以此为前提,探寻陈洪绶运用典型性器物构思画面,创造意境,并展现其精神世界的规律。
图2  华山五老图卷·首段一、陈洪绶画中器物的主要特点陈洪绶的画作中所出现的器物,呈现出大量丰富的信息,其大体有五个特点。(一)陈洪绶绘画中的器物具有独立的欣赏价值。参照其画作可见,进入中年后他对器物投入了情感和深入的思考。其画中器物被陈氏赋予崇高的人格化特征,并形成一家之面貌。其意义在于:陈氏不仅借用器物有力地塑造出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并借器物自身携带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及深厚的历史内涵,“在‘情景交融’基础上达成‘境生于象外’后,最终达到画家人格力量与宇宙生命之‘道’的多层结合。”[1]另外“器物”不仅具有画家赋予它的思想、品格和精神内涵,并且可以表现人的情感,通了人性,有了生命。就此,陈洪绶画中器物具有了与画中人物相似的品格,从而达至旁人难以企及的欣赏高度。
图3  高隐图卷·中段(二)陈洪绶设计的人物用器富有创造性和创新精神。首先是体现在陈洪绶对画面创造性的艺术构思上,如《水浒叶子》中孙二娘的形象,画家并没有像惯常的那样表现她泼辣的一面,而是构想了她温柔娴静的瞬间:头戴珠钗,手若兰花,拈一枚银针细心地织补铠甲。这看似宁静的生活场面,却因她手中织补的铠甲而变得极不寻常,[2]从而创造出这一刚中见柔,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其次在造型上,他大胆运用了变形的手法,如他将《扑蝶仕女图轴》中扑蝶仕女手执的纨扇扭曲为“S”形,以与画中仕女夸张的“S” 形的体型相统一,从而强化了人物的运动感。
图4  华山五老图卷·中段(三)陈洪绶绘画中所呈现的器物均源自传统,展现“复古”之风。陈洪绶画中“经典性”器物如商周青铜器;“普适性”器物如日常的餐饮器具、农耕手工器具、休闲用具等;“时效性” 器物如铁锅、草鞋、筷子等。通过陈洪绶的绘画表现出的带有晚明时代特征的古典气韵,是晚明的“复古之风”的一个缩影。其画中出现的任何一件器物都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陈洪绶的画中器物使其绘画带有一种历久弥珍、坚韧的生命力。(四)陈洪绶画中器物选择包容性强,保持了相对的兼容性。其中表现民生日用的生产工具如:箩筐、斧等;生活用具[3]如:茶具、炉灶等,以朴素,注重实用为主。表现士大夫阶层的画卷,则绘有花瓶、香炉等既可赏玩又包含一定实用功能的器具。而为衬托文人高士闲云野鹤、潇洒自得的生活状态所描绘的器物如拂尘、如意等明显带有文人偏好。更有一些别致且富有意境的器物如荷叶盏,则完全展现其艺术家和诗人的情怀。需特别注意的是,陈氏常将风格“古雅”和“世俗化”的器物表现在同一幅画面里,在文人生活中呈现市井生活画面,这使得画面产生了极为厚重的意韵,也令他笔下展现文士生活的画卷带有脉脉温情。
图5  高隐图卷·尾段(五)陈洪绶画中器物呈现出“造型简洁”“材质简朴”“装饰简约”的外部特征。其画面中器物以青铜器、瓷器、漆器等为主,“造型简洁”指器物的外部形状简单,趋向圆润和图案化。“材质简朴”系其画中器物保持了天然材料如:漆、木、丝棉、陶瓷、藤、竹等简朴、适人的特点。“装饰简约”表现为其将画面中器物的装饰构件和装饰图案经过了提炼之后的缩减处理,如:将来源于商周青铜器上的构件和图案进行简化。陈氏在总体装饰上秉持以少胜多的原则结构画面。[4]纵观其画可见,在其人物画中出现的器物,是为了衬托画中人物、和更加突出人物而设的。不容忽视的是,器物作为明清文人精神载体的重要性。陈氏在其画作中(特别是中晚期)表现的器物,是他处于晚明江南文人风尚之中自省之下的自我个体展现,带有其强烈的性格特征和个人印记。陈洪绶通过神游于今人(明清之际)和古人的生活之间,从而完成了其精神及情感的满足和对凡间世俗生活的超越。
图6  华山五老图卷尾段二、陈洪绶画中器物的比较研究从陈洪绶的绘画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所进行的探索:即将风格古雅与世俗化的器物结合起来,呈现出语意更为丰富的画面;把不同的元素有机地结合在同一画面里,呈现一种和谐和包容的生活样态。有一组明显的对照,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说明这一点,现将他创作于同一时期的两幅画《华山五老图卷》(首都博物馆藏)和《高隐图卷》(王己千藏)做一比较。首段中的器物:《高隐图卷》:双而三足铜鼎、朱漆香合、画轴。《华山五老图卷》:双而三足铜鼎、青瓷香合。中段中的器物:《高隐图卷》:杖、棋盘、棋子罐、靠背椅、方垫。《华山五老图卷》:杖、棋盘、棋子罐、靠背椅、方垫。尾段中的器物:《高隐图卷》:酒樽、花瓶、勺、茶盏、方垫、梅花、蒲扇、铁炉;、茶壶。《华山五老图卷》:酒樽、花瓶、勺、茶盏、方垫。
图7  观音像轴(一)首段通过对照可以明显地看出,《高隐图卷》首段通过描绘朱漆香合、艳丽的画轴达到了使画面俗化的目的;《华山五老图卷》却描绘了青瓷香合,画面更为素雅。(二)中段《高隐图卷》中背坐的红衣老翁身后的靠垫上,增加了卷草纹作为装饰,增强了世俗风情;而《华山五老图卷》中段背坐的老翁身后的靠垫为单色无纹饰,非常朴素。(三)尾段尾段的变化最大,《高隐图卷》尾段多绘一个男仆,伴随他出现了铁炉、蒲扇和茶壶。同时与尾段俗化的场景有所对比的是,陈氏又在花瓶中添了一枝清丽的白梅,这件素雅的花器与插花,与尾段充斥着烟火气的世俗画面相对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一组人物和器物的出现使得高士下棋的画面出现了生活化的场景;而《华山五老图卷》的尾段却只有一尊一盂,寂静无声。
图8  倚石听阮图扇三、陈洪绶人物画的案例分析(一)《观音像轴》中器物的运用(图7)观音菩萨用的扇子应该是什么形制?陈洪绶的画作《观音像轴》(吉林省博物馆藏)给予了我们一种回答。陈氏的《观音像轴》中观音菩萨所执的这把扇是一柄麈尾扇,麈尾扇出现于魏晋时期,是用头鹿的鹿尾所制,现在极为少见。从形制上看,是将麈尾和团扇相结合的产物。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将麈尾扇换成团扇,就过于生活化,也太过普通了。就是这一柄麈尾扇,既带有几分雅致,又带有几分神仙气,可谓是刻画观音菩萨的形象作为辅助的绝佳道具。陈洪绶在动笔之前,从各种构成画面的元素中斟选出最为贴切的入画。《观音像轴》中这柄麈尾扇的选择可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今天的人物画创作提供了参照。(二)《倚石听阮图扇》中的“扇中扇”(图8)陈洪绶绘有摺扇面《倚石听阮图扇》(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扇面画的是男主人执一柄团扇斜倚在大石上,在一女眷的陪伴下听阮的情景。正是炎热的夏天,酷热难当下画中男子将衣襟敞开,他手中纨扇上绘有墨竹,为主人送去一抹清凉。女眷手执一柄纨扇,扇上绘有荷花,地上的大盘内铺满新鲜的荷叶,荷叶内盛有桃子、灵芝、莲藕和两支盛开的荷花。这两支盛开的荷花与女眷手中纨扇上绘的荷花,一实一虚,产生一种紧密的关联。当荷花作为一种符号在画面中反复出现时,与之相联的信息就会被强调以至放大,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里它引起的是人们有关夏天的联想。同样,执在男女主人公手中的扇也会引发人们对夏天的联想,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配合画家对主要人物的刻画。在摺扇的扇面上又描绘团扇,这真是“扇中有扇”了。
图9  扑蝶仕女图轴·局部(三)将器物变形《扑蝶仕女图轴》(上海博物馆藏)(图9)中,陈洪绶描绘了一把扭曲的团扇,扇的柄身呈现舞动的“S”形,与扑蝶的仕女扭动的体态,以及那位手拈花枝正在行走中的仕女夸张的身体曲线相协调一致,将运动感加强。在这里,陈氏完全根据画面的需要呈现出富有节奏、和如舞蹈般的韵律感。他将明代妇女直线条的衣裙和笔直的扇柄加以夸张变形,而不满足于囿于现实的原型。他做到了为艺术表现而随心变化。透过其绘画,可以想见的是,陈洪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达到了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也可以感受到,当绘出这样一幅脱出窠臼之作时,画家本人从中得到的莫大的精神享受。 (四)以器鉴愁明代以后,江南的地域范围趋于固定,据钱永的说法:狭义的江南范围应包括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七府之地。身为浙江人,陈洪绶的绘画艺术中江南文化特有的忧郁的诗性,借其画作中青瓷釉面破碎的开片涤荡开来。江南山川秀丽,氤氲灵动,多雨湿润,其自然环境使人产生出一种婉约、清幽、伤感、沉郁的诗性遐思。而青瓷釉面中开片所形成的缺陷美,被陈洪绶一再地加以描摹表现,恰如其分地展现了这种柔美、浪漫、伤感的美学品格。对照《陈洪绶索句图轴》(图10)中青瓷器的实物,我们可以深切的体会出,这种由断裂的冰纹呈现出的层层叠加的破碎感是任何语言描述都难以比拟的。或许这残破的瓷器,与国破山摇之下晚明知识分子心中的抑郁之气间有一种悲剧性的联系。
图10  陈洪绶索句图轴•局部四、结语在陈洪绶的绘画中,每一件器物其背后都隐藏着丰富的寓意和复杂的因素。正因为如此,才显得其绘画中所刻画的器物独具魅力。陈洪绶借器物为其带来的灵感、通过描绘各种古代器物再次创造了历史情境。并结合服饰、家具、山水树石和建筑营造的环境将古人的生活真实地呈现出来。陈洪绶在画中器物被画家赋予崇高的人格化特征,并已形成独特的艺术面貌。其意义在于陈氏不仅借用器物有力地塑造出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并借器物自身携带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及深厚的历史内涵,在情景交融基础上达成“境生于象外”,最终达到画家人格力量与宇宙生命之道的多层结合。 陈洪绶在其绘画中器物方面所进行的探索和思考,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现代中国画创作从中有所借鉴。需要说明的是,器物的产生和发展与其时代,与各地区不同的地理位置(地域和南北差异),生活习惯,宗教,文化背景,工艺水平,经济水平,流行风尚,国力强弱,帝王好恶等有直接的联系。陈洪绶的画作中所出现的器物,每一件都携带有大量丰富的信息,等待我们去深入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创作院

美术创作中心专职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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