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奋斗,房产再多我们也将无家可归,你信吗?(两篇)


编者按:这是我们近期收到的一篇最触动内心的文章。关于房子和奋斗,本来不应该有任何关系的两者,在作者的生命关键节点中竟然如此令人唏嘘地绞合在了一起。作者最后选择了向冰冷坚硬的现实低头,奋斗也许仍未远去,但是否仍那么深深扎根内心,却未可知。借用作者的语言:人都会老,希望我们老去的时候,依然记得我们曾经的奋斗,以及靠奋斗支撑的尊严。

奋斗与首付,谁更能承载生命之重?

今天偶然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失去奋斗,房产再多我们也将无家可归》。盯着题目愣了很久,还是没忍住心头的酸楚,潸然泪下。

是一种来自心底的,无法抑制的疼痛,不甘、无奈,却又徒唤奈何,像蚂蚁啮噬,隐隐约约,却又无比清晰。

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掉过眼泪。哪怕再穷再苦,哪怕过年去城里的亲戚家拜年,被羞辱性地无视,哪怕读中学时被县城里教育局子弟的同学肆意嘲笑我遮不全小腿的破裤子,我毫不犹豫揍了他一个鼻子开花,从乡下赶来的父亲一边卑屈地讨好学校老师和同学父母,一边用牛鞭在我身上抽出道道血印,我也没哭过。相反,父亲抽我的时候,我毫不躲闪,一直在笑。我一点也没觉得难受,也没觉得疼。

因为我内心是快乐的,我在用一个孩子卑微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梦想,只要有这两样东西在,我就不会觉得苦和累。我玩命一样地读书,学习,并从每次考试遥遥领先的排名中获得快乐。我知道这个小地方关不住我,我的未来不在这里。

但在离开前,我不会丢下尊严与梦想,这是我永不会放弃的行囊:没有了它们,我根本不知道身躯瘦弱的我能走多远,我还能不能在那样严苛的环境中斗志昂扬,笑容洋溢。

我来自江苏靖江东北的季市,在如皋、泰兴、靖江三市交接处,属于苏北,离富庶的苏南一江之隔,但这一江很残酷地画出了贫穷和富裕的天然分隔,以至我每次去如皋城的水绘园,都在纳闷,这样贫瘠的土地,怎么会产生了冒辟疆和董小宛这样的才子佳人?

与苏北的贫穷伴随的,是那块土地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节”,但所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都能感受到它,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要学习,要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要走出去。高中毕业,我高分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的高校,那个当年嘲笑过我裤子,但高考落榜的同学给我送行,我清楚记得他送别时的那句话:你比我有节。别丢了它!

我当然不会丢了它。2010年大学硕士毕业以后,同学们都出国的出国,动用各种关系留京的留京,我则义无反顾地跑到了深圳这个充满生机的城市——我多年的困苦和努力学习,不是为了让自己换取一个舒适的小安乐窝。内心想做点什么而无愧此生的卑微梦想,一直在内心,从未远离。

幼时的贫穷令我坚韧,也令我比同龄人早熟很多——我做任何事,从来都不会信马由缰,而都是“计划”出来的。选择来深圳,是因为这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充满活力和创业机会,是所有年轻人向往的城市。当时我跟自己说,我给自己五年的时间,也只给5年的世界,积累人脉,积累资金和社会资源。五年之后,我30岁,恰好风华正茂,我要开始自己的创业,要在这块沃土扎下属于我自己的根,这是我一直的梦。

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过丝毫买房的念头,我不觉得房子与我有什么关系——好在,我从小就离家到学校住读,我对“家”这个抽象的字眼,并没有那种无法割舍的依恋。在南方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我兴奋地工作,不求回报地加班,并乐于享受那种四处吃盒饭,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无家可归感,乐于享受工作5年,搬家5次的流浪感。

我一直坚信的是:现在的我,只是在为5年后的我做准备。居无定所,何妨?

深圳的房价,几乎是从我到深圳,就没有停过地上涨。期间身边的朋友、同事都陆续支付首付,沦为有房一族的房奴。但我看得出来,他们很享受这种身份的变化,享受这种变身房奴后的如释重负与从此按部就班的生活节奏。

那个时候也有朋友不断劝我有钱的话先买房吧,因为以后还会涨,而且生命苦短,先有个窝,整天把自己弄得个流浪汉似的,何必。但是我无动于衷,对朋友的建议一笑置之——我从没有对自己的坚持有过质疑。

2013年开始,深圳房价开始直线上升。不断上涨的房价,似乎看不到尽头。在一轮又一轮的购房热潮中,我依然没有动摇,不曾怀疑过自己的决定是否值得。随后我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离开第一家大公司。

当时正是互联网的黄金时期,互联网初创企业如雨后春笋。在2014年我毅然离开,选择了加入一家初创科技公司,当起小小的管理者。我清楚我来深圳的目的,我要把想法付诸行动,一步一步地向梦想靠近,就必须迈出这一步,去熟悉初创企业的创业模式,取长补短,未来能为自己所用。我的眼光还不错,如今我们公司也在手机市场上也有一定的口碑,同时我的能力也得到上司的赏识。

在此期间,我遇到了她。她比我小三岁,是我现在公司设计部的同事,因为一次部门合作相识,慢慢开始推翻了友谊的小船,双双堕入爱河,一年后,我们的女儿出生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房子问题第一次非常严肃地进入了我们的话题——因为,我不再是我,而是一个家。

家对中国人有着传统又厚重的意义。在农村,房子都是自己的,因为房子和自己劳作的土地是在一块的,房子不够住了,就重新建房子;在城里,中国人觉得要自己买下的房子才是自己的家。老婆从没有抱怨过和我一起租住城中村的尴尬,但女儿出生的时候,她犹豫了很久,说了句:老公,我们去买个房子吧?哪怕小点?不能让孩子一直没有自己的家啊。

我很惭愧,这种话对一个一直强调有尊严地活着的男人,类似一种鞭笞。我检视了存折,不到一百万,再看看一直在涨的房价,以及心中一直没有远离的创业梦——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我怎可功亏一篑?

我答复她:不急,我们以后会住上大房子的。

不知不觉,两年时间又过去了,来到最初毕业时我给自己设的时间节点。我要作出一个重要的抉择——是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去创业,还是向现实屈服去买房。而这个期间,深圳的房价几乎日新月异,远超我收入的增长速度。看着前几年已经买房的朋友,虽然收入不算很高,但是基本都已经结婚生孩了,远在老家的父母过来帮忙带孩子,三代同堂,相处融洽,生活美满。而我,一次一次坚守自己的理想,一次一次地错过买房的机会,如今则拿着不错的薪水,银行有着凑合的存款,跟心爱的对象租用在繁华闹区的一间小户型房子,甚至爸妈过来看看他们的儿子都住不下,只能给一把年纪的父母安排住酒店。

然后我一遍一遍向父母解释,他们看到的儿子的生活状况,并不是真实状况,他儿子没那么苦。一遍遍解释,我是为了要创业。尽管父母并没有问我什么,但我还是忍不住一遍遍解释。

我自己知道,我其实是在焦虑,在挣扎。

创业就是拿钱、拿时间去赌。赌赢了,或许就能在深圳湾一号买上一套豪宅;赌输了,首付没了,也必然会影响家庭,毕竟愿意再陪你等下一个五年的人不多,你也没有权利要求另一半如此“深明大义”。

而我最大的忧虑其实是:就算我创业,但也许赚的钱,还是没有房价涨得快。

父母在深圳坚持住了一周,临走前,母亲把握拉到一边,给我一个存折,说,拿去吧,不多,父母也没什么钱,就这些了。凑上你的钱,去买个房子吧,别让老婆孩子跟着你受苦了。

我坚决不要。父母苦了一辈子,我没养家不说,那还忍心再拿他们的钱。母亲硬塞给了我,说,儿子,心不要太大。人一辈一辈的,不都是这么过过来的吗?有个小窝,一家人过日子,就好了。

看着父母走进火车站的佝偻背影,我泪眼模糊。

中秋节前一天,我实现了很多人心中的一个人生目标:在深圳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加入了房奴一族,把从毕业以来五年时间积攒下来的一百万,交了首付。可是我没有一丝喜悦,更多的是无奈和无法抑制的悲凉。中秋节我因为要加班,没有跟老婆回老家,晚上孤身一人在深圳湾栈道上看海。前几日预报台风“莫兰蒂”将临,海上曾掀起巨浪,但之后消失无踪,中秋晚上的大海一片宁静。

让我想起曾经在心中那股澎拜的海浪,最终也是归于平静。我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刚来深圳,心怀宏大目标,誓要闯出一番事业的那个年轻的我了。

泪水悄无声息就下来了。

我还会奋斗,只是我已并不确信,这个梦想,是不是还那么深地扎根在我的内心,能让我面对皮鞭的抽打,依然笑容洋溢。

所幸的是,我还拥有一处房产,有个小蜗,可以回去。

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段话:如果可以重新开始,我一定和你过另一种生活。不要那么多奋斗,不要那么多钱,只是有一个房子,和你每天去菜市场讨价还价,为了论文和职称与同事争得面红耳赤,为了女儿成绩下降忧心忡忡……

只是,有一天老了,我会怎么给自己做交待呢?

人都会老,我老去的时候,是否会依然记得我曾经的奋斗,以及靠奋斗支撑的尊严?

杂谈:富豪、房子、睾丸,都情绪稳定

文/杨安进  图/网络

(本文略有重口味,请未成年人和淑女停止阅读第三部分)

近段时间全国房价飞涨,托这大好形势的福,无论我是在上厕所还是睡觉,都感觉屁股下面的这个房子默默地在帮我增值,这么好的事,睡着了都想笑。

但还是有心怀不满的人。早期业主有一些是中科院的学者,时常抱怨这几年新来的业主越来越有钱,但素质越来越差,开车不讲规矩,见面不打招呼;还说起小区早期的风景,车让人,拐弯排队礼让,开门时自觉为后面的人扶住门,同一层楼夜不闭户,仿佛一个文明的孤岛。

听多了,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老太,“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高房价竟然能把现代的学者逼成九斤老太,真神奇!

小区里的有钱人到底长得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我倒是见到不少这样的现象:光头憨脖子,短T恤花裤衩,T恤的领子是立着的,脖子上有金链手腕有佛珠,腋下夹个小包,走起路来目不斜视,庄重得象要去拯救地球,出大门时前面的人帮他扶了门他就自己侧身而过,然后把烟头往地下奋力一掷,顺便吐口唾沫。

赶紧跑,有钱人来了!这是激愤的学者传递给我的信号。

其实,有钱人并不见得是坏人,他们当中有很多是爱国的。

前段时间,女乒冠军的老公、山东地产商“郭同学”就在日本以拧开水龙头的方式“爱国”了。

当时我就想,基于被日本长期蹂躏而产生的奇耻大辱,以山东人的血性和爱憎分明的性格,不说把酒店一把火烧了,最起码也应该砸点电视机、家具。但“郭同学”知道,再怎么恨日本人,但砸了东西是要赔的,而选择拧开龙头放点水,于己无害,于对方无关痛痒,一个性价比最佳的“爱国”生意就这么做成了。这么一来,“郭同学”开发的房产自然也是“爱国”房产。

仅就这一点而言,“郭同学”比西安的“爱国”青年蔡洋层次高出不少。“蔡同学”以U型锁砸穿了日系车主李建利的头颅,并因此获刑,这国未免爱得太实诚了点。

2012年9月15日,西安“爱国”青年蔡洋用U型锁砸穿了日系车主的脑袋。

爱国者“蔡同学”没有像爱国者“郭同学”那样,把自己的“爱国”行为公开到网上去标榜。也许“蔡同学”明白,我们所努力表达的东西,往往是我们最缺乏的东西。喊什么“万岁”的,潜意识里是知道那东西寿命会很有限的,往往千年、百年都到不了。任何标语和口号,本质上都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惶恐。

按照经济学家的测算,“蔡同学”如果不吃不喝攒钱五十年,也买不起“郭同学”开发的一套房子。“爱国”者之间如此不平等,很容易引起愤怒,“郭同学”很显然也是害怕U型锁的,他的表态无疑向“蔡同学”们表达了“咸与爱国”的意向。一个精明的商人在公众行为上的智商,就是他眼里的公众的智商。

我常想,一旦中日真的再次开战,会是什么场景?“蔡同学”会不会继续拿着U型锁奔赴战场砸日本坦克?“郭同学”会不会带着女乒冠军提前移了民跑到国外,拧开水龙头继续对着国内喊“加油”?

网上曾经有一个段子:某医院给一男子治病,不小心将其一个睾丸切除,最后赔了60万。于是,一些城市年轻吊丝就自嘲道,想着自己每天携带着120万固定资产挤地铁,心里无比自豪。

若干年过去了,现在误切一个睾丸获得的赔偿可能也提升了。也就是说,年轻吊丝们挤地铁所携带的“固定资产”比以前多了,但,然并卵。即使侥幸有了房子,高房价如同医院切睾丸的赔偿提高了一样,并不能从中受益。

我很担心,一场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萧条似乎呼之欲出,底层人们的生活将再次陷入贫困。对此,人民日报表示情绪稳定,其在《失去奋斗,房产再多我们也将无家可归》的评论中,号召人们“要相信依靠奋斗能够改变命运”,声称“相比于房子,我们更应该相信自己的双手”。

毫无疑问,这篇文章通篇都是真理,不过我只是有两个疑问:

其一,央企为甚不放弃垄断资源而靠双手致富?官二代为什么不放弃权力资源而用“奋斗”改变命运?

其二,许多的家庭,他们不过是为了获得在城市立足的地方,就不得不耗尽两三代人的积蓄和今后几十年的生命,“房产再多”又从何谈起?

曾几何时,底层百姓也是相信靠双手的勤劳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但最终事实证明,这些劳动的成果最后被高房价无情吸收。高房价已经变成一台抽水机,源源不断地将底层人民用双手创造的财富,抽到政府和达官贵人的腰包。高房价和类似的“抽水机”是一些扭曲的制度造成的,在这种机制改变之前,底层人士的“奋斗”能有什么用?充其量不过是向抽水机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而已。

人民日报不去质疑并呼吁改变造成社会不公的体制,反而去呼吁底层吊丝们面对高房价要保持“情绪稳定”,这是一种何等的无耻!我仿佛看到一头面容慈祥的狼亲切地抚摸着小羊的脑袋,说:“乖啊,别害怕,羊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

失地农民,被城管四处驱赶的小贩,他们一直在坚持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但社会似乎并不给他们这个空间。机会不平等,社会阶层固化,赢者通吃,当不公平的社会机制对底层人们形成合剿之势,再呼吁他们要坚信用双手创造财富,还有一点良知吗?鲁迅先生笔下还有个衍太太,冬天叫孩子们吃冰块比赛,唆使孩子们偷母亲的首饰卖钱,给孩子们看春宫图。我仿佛看到衍太太们复活了。

“没房的人为房子日夜奔波,成为物质上的房奴;炒房的人则梦想着躺着把钱挣了,成为精神上的房奴”,这种华丽的辞藻,掩盖了为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生存条件而奔波的底层人们的艰辛。我倒是想问问,是谁在躺着把占房价一半以上的土地的钱给挣了呢?这又算是什么“奴”呢?

抑制高房价,许多人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路径:放开土地供应,抑制投机,大量供应廉租房,但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却仍然在充耳不闻地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从历史看,无论是分田到户,还是取消农业税,还是高房价,其实政策并非不可改变,只是不到吊丝们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政策好像是不会回头的。在政策制定者的严重,在百姓民生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关心。

设想一下,一波波血气方刚、无忧无虑的年轻人每年从各种学校鱼贯而出进入社会,他们除了自身携带的“固定资产”,还能从社会拥有什么?如果象人民日报建议的这样,让这些年轻人去静心搞产品创业,谁去关心他们的生存?就算幸运者好不容易搞出了好产品,最终都会被我们的企业家和投资家们以“质次价低”的法宝统统搞死。这一风险,“郭同学”承受的起,“蔡同学”却是承受不起的。

人民日报的结论说的对,高房价发展下去,会损害社会的活力,但他给出的方子却是错误的。要恢复社会的活力,不是通过把底层人们麻痹在“奋斗改变命运”的童话里,而是要告诉他们残酷的事实,以及造成这个事实的原因,大家一起努力改变这种扭曲的机制。机制不改,吊丝们终将发现,他们几年“奋斗”下来仍然只剩两个充满活力的睾丸,而这也几乎是他们继续“爱国”的唯一资本。

这正是:

云对月,地对天,驴脑对牛鞭。房叔爱政府,吊丝有睾丸。

  

【个人简介:杨安进 律师】

北京市维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自1998年至今一直专门从事专利代理和知识产权律师工作。2013年被评为北京市“十佳知识产权律师”。

2005年担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评审专家。现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专家,商务部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中心专家。同时担任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首都经贸大学等高校研究人员或兼职教授。

联系方式:yanganjin@wiswea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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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奋斗,房产再多我们也将无家可归,你信吗?(两篇)


编者按:这是我们近期收到的一篇最触动内心的文章。关于房子和奋斗,本来不应该有任何关系的两者,在作者的生命关键节点中竟然如此令人唏嘘地绞合在了一起。作者最后选择了向冰冷坚硬的现实低头,奋斗也许仍未远去,但是否仍那么深深扎根内心,却未可知。借用作者的语言:人都会老,希望我们老去的时候,依然记得我们曾经的奋斗,以及靠奋斗支撑的尊严。

奋斗与首付,谁更能承载生命之重?

今天偶然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失去奋斗,房产再多我们也将无家可归》。盯着题目愣了很久,还是没忍住心头的酸楚,潸然泪下。

是一种来自心底的,无法抑制的疼痛,不甘、无奈,却又徒唤奈何,像蚂蚁啮噬,隐隐约约,却又无比清晰。

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掉过眼泪。哪怕再穷再苦,哪怕过年去城里的亲戚家拜年,被羞辱性地无视,哪怕读中学时被县城里教育局子弟的同学肆意嘲笑我遮不全小腿的破裤子,我毫不犹豫揍了他一个鼻子开花,从乡下赶来的父亲一边卑屈地讨好学校老师和同学父母,一边用牛鞭在我身上抽出道道血印,我也没哭过。相反,父亲抽我的时候,我毫不躲闪,一直在笑。我一点也没觉得难受,也没觉得疼。

因为我内心是快乐的,我在用一个孩子卑微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梦想,只要有这两样东西在,我就不会觉得苦和累。我玩命一样地读书,学习,并从每次考试遥遥领先的排名中获得快乐。我知道这个小地方关不住我,我的未来不在这里。

但在离开前,我不会丢下尊严与梦想,这是我永不会放弃的行囊:没有了它们,我根本不知道身躯瘦弱的我能走多远,我还能不能在那样严苛的环境中斗志昂扬,笑容洋溢。

我来自江苏靖江东北的季市,在如皋、泰兴、靖江三市交接处,属于苏北,离富庶的苏南一江之隔,但这一江很残酷地画出了贫穷和富裕的天然分隔,以至我每次去如皋城的水绘园,都在纳闷,这样贫瘠的土地,怎么会产生了冒辟疆和董小宛这样的才子佳人?

与苏北的贫穷伴随的,是那块土地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节”,但所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都能感受到它,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要学习,要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要走出去。高中毕业,我高分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的高校,那个当年嘲笑过我裤子,但高考落榜的同学给我送行,我清楚记得他送别时的那句话:你比我有节。别丢了它!

我当然不会丢了它。2010年大学硕士毕业以后,同学们都出国的出国,动用各种关系留京的留京,我则义无反顾地跑到了深圳这个充满生机的城市——我多年的困苦和努力学习,不是为了让自己换取一个舒适的小安乐窝。内心想做点什么而无愧此生的卑微梦想,一直在内心,从未远离。

幼时的贫穷令我坚韧,也令我比同龄人早熟很多——我做任何事,从来都不会信马由缰,而都是“计划”出来的。选择来深圳,是因为这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充满活力和创业机会,是所有年轻人向往的城市。当时我跟自己说,我给自己五年的时间,也只给5年的世界,积累人脉,积累资金和社会资源。五年之后,我30岁,恰好风华正茂,我要开始自己的创业,要在这块沃土扎下属于我自己的根,这是我一直的梦。

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过丝毫买房的念头,我不觉得房子与我有什么关系——好在,我从小就离家到学校住读,我对“家”这个抽象的字眼,并没有那种无法割舍的依恋。在南方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我兴奋地工作,不求回报地加班,并乐于享受那种四处吃盒饭,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无家可归感,乐于享受工作5年,搬家5次的流浪感。

我一直坚信的是:现在的我,只是在为5年后的我做准备。居无定所,何妨?

深圳的房价,几乎是从我到深圳,就没有停过地上涨。期间身边的朋友、同事都陆续支付首付,沦为有房一族的房奴。但我看得出来,他们很享受这种身份的变化,享受这种变身房奴后的如释重负与从此按部就班的生活节奏。

那个时候也有朋友不断劝我有钱的话先买房吧,因为以后还会涨,而且生命苦短,先有个窝,整天把自己弄得个流浪汉似的,何必。但是我无动于衷,对朋友的建议一笑置之——我从没有对自己的坚持有过质疑。

2013年开始,深圳房价开始直线上升。不断上涨的房价,似乎看不到尽头。在一轮又一轮的购房热潮中,我依然没有动摇,不曾怀疑过自己的决定是否值得。随后我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离开第一家大公司。

当时正是互联网的黄金时期,互联网初创企业如雨后春笋。在2014年我毅然离开,选择了加入一家初创科技公司,当起小小的管理者。我清楚我来深圳的目的,我要把想法付诸行动,一步一步地向梦想靠近,就必须迈出这一步,去熟悉初创企业的创业模式,取长补短,未来能为自己所用。我的眼光还不错,如今我们公司也在手机市场上也有一定的口碑,同时我的能力也得到上司的赏识。

在此期间,我遇到了她。她比我小三岁,是我现在公司设计部的同事,因为一次部门合作相识,慢慢开始推翻了友谊的小船,双双堕入爱河,一年后,我们的女儿出生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房子问题第一次非常严肃地进入了我们的话题——因为,我不再是我,而是一个家。

家对中国人有着传统又厚重的意义。在农村,房子都是自己的,因为房子和自己劳作的土地是在一块的,房子不够住了,就重新建房子;在城里,中国人觉得要自己买下的房子才是自己的家。老婆从没有抱怨过和我一起租住城中村的尴尬,但女儿出生的时候,她犹豫了很久,说了句:老公,我们去买个房子吧?哪怕小点?不能让孩子一直没有自己的家啊。

我很惭愧,这种话对一个一直强调有尊严地活着的男人,类似一种鞭笞。我检视了存折,不到一百万,再看看一直在涨的房价,以及心中一直没有远离的创业梦——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我怎可功亏一篑?

我答复她:不急,我们以后会住上大房子的。

不知不觉,两年时间又过去了,来到最初毕业时我给自己设的时间节点。我要作出一个重要的抉择——是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去创业,还是向现实屈服去买房。而这个期间,深圳的房价几乎日新月异,远超我收入的增长速度。看着前几年已经买房的朋友,虽然收入不算很高,但是基本都已经结婚生孩了,远在老家的父母过来帮忙带孩子,三代同堂,相处融洽,生活美满。而我,一次一次坚守自己的理想,一次一次地错过买房的机会,如今则拿着不错的薪水,银行有着凑合的存款,跟心爱的对象租用在繁华闹区的一间小户型房子,甚至爸妈过来看看他们的儿子都住不下,只能给一把年纪的父母安排住酒店。

然后我一遍一遍向父母解释,他们看到的儿子的生活状况,并不是真实状况,他儿子没那么苦。一遍遍解释,我是为了要创业。尽管父母并没有问我什么,但我还是忍不住一遍遍解释。

我自己知道,我其实是在焦虑,在挣扎。

创业就是拿钱、拿时间去赌。赌赢了,或许就能在深圳湾一号买上一套豪宅;赌输了,首付没了,也必然会影响家庭,毕竟愿意再陪你等下一个五年的人不多,你也没有权利要求另一半如此“深明大义”。

而我最大的忧虑其实是:就算我创业,但也许赚的钱,还是没有房价涨得快。

父母在深圳坚持住了一周,临走前,母亲把握拉到一边,给我一个存折,说,拿去吧,不多,父母也没什么钱,就这些了。凑上你的钱,去买个房子吧,别让老婆孩子跟着你受苦了。

我坚决不要。父母苦了一辈子,我没养家不说,那还忍心再拿他们的钱。母亲硬塞给了我,说,儿子,心不要太大。人一辈一辈的,不都是这么过过来的吗?有个小窝,一家人过日子,就好了。

看着父母走进火车站的佝偻背影,我泪眼模糊。

中秋节前一天,我实现了很多人心中的一个人生目标:在深圳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加入了房奴一族,把从毕业以来五年时间积攒下来的一百万,交了首付。可是我没有一丝喜悦,更多的是无奈和无法抑制的悲凉。中秋节我因为要加班,没有跟老婆回老家,晚上孤身一人在深圳湾栈道上看海。前几日预报台风“莫兰蒂”将临,海上曾掀起巨浪,但之后消失无踪,中秋晚上的大海一片宁静。

让我想起曾经在心中那股澎拜的海浪,最终也是归于平静。我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刚来深圳,心怀宏大目标,誓要闯出一番事业的那个年轻的我了。

泪水悄无声息就下来了。

我还会奋斗,只是我已并不确信,这个梦想,是不是还那么深地扎根在我的内心,能让我面对皮鞭的抽打,依然笑容洋溢。

所幸的是,我还拥有一处房产,有个小蜗,可以回去。

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段话:如果可以重新开始,我一定和你过另一种生活。不要那么多奋斗,不要那么多钱,只是有一个房子,和你每天去菜市场讨价还价,为了论文和职称与同事争得面红耳赤,为了女儿成绩下降忧心忡忡……

只是,有一天老了,我会怎么给自己做交待呢?

人都会老,我老去的时候,是否会依然记得我曾经的奋斗,以及靠奋斗支撑的尊严?

杂谈:富豪、房子、睾丸,都情绪稳定

文/杨安进  图/网络

(本文略有重口味,请未成年人和淑女停止阅读第三部分)

近段时间全国房价飞涨,托这大好形势的福,无论我是在上厕所还是睡觉,都感觉屁股下面的这个房子默默地在帮我增值,这么好的事,睡着了都想笑。

但还是有心怀不满的人。早期业主有一些是中科院的学者,时常抱怨这几年新来的业主越来越有钱,但素质越来越差,开车不讲规矩,见面不打招呼;还说起小区早期的风景,车让人,拐弯排队礼让,开门时自觉为后面的人扶住门,同一层楼夜不闭户,仿佛一个文明的孤岛。

听多了,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老太,“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高房价竟然能把现代的学者逼成九斤老太,真神奇!

小区里的有钱人到底长得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我倒是见到不少这样的现象:光头憨脖子,短T恤花裤衩,T恤的领子是立着的,脖子上有金链手腕有佛珠,腋下夹个小包,走起路来目不斜视,庄重得象要去拯救地球,出大门时前面的人帮他扶了门他就自己侧身而过,然后把烟头往地下奋力一掷,顺便吐口唾沫。

赶紧跑,有钱人来了!这是激愤的学者传递给我的信号。

其实,有钱人并不见得是坏人,他们当中有很多是爱国的。

前段时间,女乒冠军的老公、山东地产商“郭同学”就在日本以拧开水龙头的方式“爱国”了。

当时我就想,基于被日本长期蹂躏而产生的奇耻大辱,以山东人的血性和爱憎分明的性格,不说把酒店一把火烧了,最起码也应该砸点电视机、家具。但“郭同学”知道,再怎么恨日本人,但砸了东西是要赔的,而选择拧开龙头放点水,于己无害,于对方无关痛痒,一个性价比最佳的“爱国”生意就这么做成了。这么一来,“郭同学”开发的房产自然也是“爱国”房产。

仅就这一点而言,“郭同学”比西安的“爱国”青年蔡洋层次高出不少。“蔡同学”以U型锁砸穿了日系车主李建利的头颅,并因此获刑,这国未免爱得太实诚了点。

2012年9月15日,西安“爱国”青年蔡洋用U型锁砸穿了日系车主的脑袋。

爱国者“蔡同学”没有像爱国者“郭同学”那样,把自己的“爱国”行为公开到网上去标榜。也许“蔡同学”明白,我们所努力表达的东西,往往是我们最缺乏的东西。喊什么“万岁”的,潜意识里是知道那东西寿命会很有限的,往往千年、百年都到不了。任何标语和口号,本质上都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惶恐。

按照经济学家的测算,“蔡同学”如果不吃不喝攒钱五十年,也买不起“郭同学”开发的一套房子。“爱国”者之间如此不平等,很容易引起愤怒,“郭同学”很显然也是害怕U型锁的,他的表态无疑向“蔡同学”们表达了“咸与爱国”的意向。一个精明的商人在公众行为上的智商,就是他眼里的公众的智商。

我常想,一旦中日真的再次开战,会是什么场景?“蔡同学”会不会继续拿着U型锁奔赴战场砸日本坦克?“郭同学”会不会带着女乒冠军提前移了民跑到国外,拧开水龙头继续对着国内喊“加油”?

网上曾经有一个段子:某医院给一男子治病,不小心将其一个睾丸切除,最后赔了60万。于是,一些城市年轻吊丝就自嘲道,想着自己每天携带着120万固定资产挤地铁,心里无比自豪。

若干年过去了,现在误切一个睾丸获得的赔偿可能也提升了。也就是说,年轻吊丝们挤地铁所携带的“固定资产”比以前多了,但,然并卵。即使侥幸有了房子,高房价如同医院切睾丸的赔偿提高了一样,并不能从中受益。

我很担心,一场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萧条似乎呼之欲出,底层人们的生活将再次陷入贫困。对此,人民日报表示情绪稳定,其在《失去奋斗,房产再多我们也将无家可归》的评论中,号召人们“要相信依靠奋斗能够改变命运”,声称“相比于房子,我们更应该相信自己的双手”。

毫无疑问,这篇文章通篇都是真理,不过我只是有两个疑问:

其一,央企为甚不放弃垄断资源而靠双手致富?官二代为什么不放弃权力资源而用“奋斗”改变命运?

其二,许多的家庭,他们不过是为了获得在城市立足的地方,就不得不耗尽两三代人的积蓄和今后几十年的生命,“房产再多”又从何谈起?

曾几何时,底层百姓也是相信靠双手的勤劳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但最终事实证明,这些劳动的成果最后被高房价无情吸收。高房价已经变成一台抽水机,源源不断地将底层人民用双手创造的财富,抽到政府和达官贵人的腰包。高房价和类似的“抽水机”是一些扭曲的制度造成的,在这种机制改变之前,底层人士的“奋斗”能有什么用?充其量不过是向抽水机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而已。

人民日报不去质疑并呼吁改变造成社会不公的体制,反而去呼吁底层吊丝们面对高房价要保持“情绪稳定”,这是一种何等的无耻!我仿佛看到一头面容慈祥的狼亲切地抚摸着小羊的脑袋,说:“乖啊,别害怕,羊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

失地农民,被城管四处驱赶的小贩,他们一直在坚持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但社会似乎并不给他们这个空间。机会不平等,社会阶层固化,赢者通吃,当不公平的社会机制对底层人们形成合剿之势,再呼吁他们要坚信用双手创造财富,还有一点良知吗?鲁迅先生笔下还有个衍太太,冬天叫孩子们吃冰块比赛,唆使孩子们偷母亲的首饰卖钱,给孩子们看春宫图。我仿佛看到衍太太们复活了。

“没房的人为房子日夜奔波,成为物质上的房奴;炒房的人则梦想着躺着把钱挣了,成为精神上的房奴”,这种华丽的辞藻,掩盖了为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生存条件而奔波的底层人们的艰辛。我倒是想问问,是谁在躺着把占房价一半以上的土地的钱给挣了呢?这又算是什么“奴”呢?

抑制高房价,许多人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路径:放开土地供应,抑制投机,大量供应廉租房,但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却仍然在充耳不闻地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从历史看,无论是分田到户,还是取消农业税,还是高房价,其实政策并非不可改变,只是不到吊丝们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政策好像是不会回头的。在政策制定者的严重,在百姓民生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关心。

设想一下,一波波血气方刚、无忧无虑的年轻人每年从各种学校鱼贯而出进入社会,他们除了自身携带的“固定资产”,还能从社会拥有什么?如果象人民日报建议的这样,让这些年轻人去静心搞产品创业,谁去关心他们的生存?就算幸运者好不容易搞出了好产品,最终都会被我们的企业家和投资家们以“质次价低”的法宝统统搞死。这一风险,“郭同学”承受的起,“蔡同学”却是承受不起的。

人民日报的结论说的对,高房价发展下去,会损害社会的活力,但他给出的方子却是错误的。要恢复社会的活力,不是通过把底层人们麻痹在“奋斗改变命运”的童话里,而是要告诉他们残酷的事实,以及造成这个事实的原因,大家一起努力改变这种扭曲的机制。机制不改,吊丝们终将发现,他们几年“奋斗”下来仍然只剩两个充满活力的睾丸,而这也几乎是他们继续“爱国”的唯一资本。

这正是:

云对月,地对天,驴脑对牛鞭。房叔爱政府,吊丝有睾丸。

  

【个人简介:杨安进 律师】

北京市维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自1998年至今一直专门从事专利代理和知识产权律师工作。2013年被评为北京市“十佳知识产权律师”。

2005年担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评审专家。现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专家,商务部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中心专家。同时担任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首都经贸大学等高校研究人员或兼职教授。

联系方式:yanganjin@wiswea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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